瘟疫之役,人类胜乎? 【文化散论】 [美]威廉·麦克尼尔著

作者:似水流年 来源:澎湃联播 浏览: 【】 发布时间:2020-01-19 06:42 评论数:
    乐倚萍《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7月11日   10 版)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第一版,58.00元

    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对新、旧大陆生态环境的改变堪称天翻地覆。环境史学者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率先提出了“物种大交换”的说法,创作了《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一书。物种交换固非一蹴而就,迁移需要时间,况还有人的好恶渗透其中。然而有一桩迁移却迅速、猛烈、不受干预地发生了,那就是瘟疫的迁移。

    事实上,近代学者大多认同,欧洲人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瘟疫。欧洲虽有领先的枪炮、钢铁,印第安人却也不乏激烈、顽强的抗争,何至于即刻缴械、溃不成军?瘟疫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印第安人不仅在身体上饱受瘟疫摧残,被加诸巨大的疼痛;更在精神上备受折磨,消磨斗志——他们困惑:为何这些外来的欧洲人鲜遭疫病之灾?难道真的是诸神遗弃了印第安人?五百年前的医学尚无法解开疫病之谜,无怪乎印第安人作如是猜想。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也留意到这个问题,并解答了印第安人的困惑。在他的著作《瘟疫与人》开篇,重现了西班牙人如幽灵般降临美洲大陆的一幕。西班牙人不自觉地使用了“生物武器”,看不见的寄生物经由空气在印第安人之间传播。以今日所知,有些寄生物容易感染体弱的宿主,譬如流感“偏爱”老人和小孩;但来自欧洲的寄生物迫不及待地深入新大陆,则是因为那里罕有它们的同伴,如同一滴落在清水中的颜料,瞬间扩散开来,麦克尼尔形象地称之为“梯度寄生”。之所以会存在梯度寄生现象,是因为环境对寄生物的影响巨大。大体来说,寒冷、干燥的气候会降低物种多样性,亦即能够入侵人体的寄生物数量和种类偏少;同时,低温度、短日照又会使寄生物在宿主之间的转移变得困难。因此,在新旧大陆相互隔离的时代,新大陆上的寄生物相当有限,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统鲜少被进犯。旧大陆的情况刚好相反,活跃的寄生物已把欧洲人的身体“磨炼”得见怪不怪了,他们“记得”自己感染过的寄生物们。就像麦克尼尔总结的,“一个社会的疫病越多,其传染的破坏越小”。携带着寄生物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或只是轻微抱恙,却触发了印第安人死伤惨重的噩梦。

    纵使欧洲人早早用瘟疫铺平了征服之路,纵使今时今日有人专以研究生物武器,人类仍不敢妄称掌控了瘟疫。这一方面是因为,瘟疫跟诸多环境因素有关,些微细节的改变就可能左右瘟疫的爆发。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17世纪伦敦大规模爆发的鼠疫,它跟横流的城市污水有关。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也会间接引发瘟疫,譬如,砍伐森林以供耕种,曾加剧了疟蚊滋生,肆虐非洲的疟疾即是因此而来。另一方面,寄生物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以确保自身的繁衍,人类往往只能亦步亦趋。譬如,流感病毒会频繁变异,科学家必须不断研发新的疫苗见招拆招;还有曾被视为不治之症的梅毒,最早只是一种通过皮肤接触传染的皮疹,当人们有了充足的蔽体衣物,早期梅毒遭遇了生存危机,转而变成了一种性传播疾病。由是,便不难理解,为何新的疫病或寄生物变体出现时,我们会全民皆兵了。

    瘟疫无孔不入,受其影响的又何止人类的健康!它影响了宗教,不光是哥伦布时代,印第安人疑心的神的眷顾或谴责,早期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兴起就与疫病泛滥有关。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宗教,基督教的教义将照顾病人视为义务。在他人对感染者避之唯恐不及时,基督教徒伸出了援手,有时,仅是基础的照料便能缓解疫病造成的虚弱。可想而知,蒙照料得到康复之人必会心存感激,乃至依恋信赖,基督教会的势力也因疫病得到增强。瘟疫还会重塑世人的价值观,这在印度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麦克尼尔分析,印度社会神秘的来世主义和禁欲理念皆可追溯到湿热环境中可怕的地方性传染病。长期以来,猖獗的寄生物导致当地较少物资剩余,继而使国家结构偏弱,而其特有的文化只是随之而来的伴生现象。传说中由哥伦布带回欧洲的梅毒则是另外一例,克罗斯比直接把梅毒归为一种“社会性的恶疾”。它简直颠覆了欧洲社会:两大王朝都因此病绝了后,号称能医此病的愈创木带动了利润滚滚的产业,更有病中绝望、徒以笑谑相对的诗人、艺术家……而它之所以重创社会,在于“深恐遭感染的忌讳心理,往往蚀去了原本将人与人系在一起的敬重心与信任感”,人们日渐疏远,相互指控,实则是变相地被寄生物主导了。

    更甚者,人类还在瘟疫之役中触发了新的问题,间或自食恶果。譬如“二战”刚刚结束时,DDT被视为灵丹妙药,大肆使用。表面上,昆虫被毒死,有助于阻断昆虫传播的疟疾,貌似可大大缓解疫病之扰。可是,化学品同样会污染水源,会通过食物链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乃至出现蕾切尔·卡逊指控的“寂静的春天”,实非我们期望的安宁环境。而随着卫生水平的提高,今日频繁侵扰我们的问题完全悖于经验和直觉:向时,人们清洁河道、整治空气、驱逐蚊蚋、保障充裕的物资和卫生设施来抵制瘟疫;可到头来,过度清洁却引发了新的健康问题,多与脆弱的免疫系统有关——某些过去发生在婴儿身上、不甚严重的传染病,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成熟,现在虽匿迹于儿童,却发生在了谨小慎微的成人身上,且如洪水猛兽。还有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过敏问题,衍生出了“卫生假说”,像旧时代的儿童一样适度接触土壤和灰尘,反倒有益。真是有点讽刺,生活在人造的“清洁”环境中,竭力避免与寄生物的接触,岂非人为隔离出“新大陆”,愈发变得不堪一击?自顾不暇的人类还撩拨起寄生物的触须,生物武器或将人类卷入无底深渊,想独善其身的,焉知不会自取灭亡?

    在《瘟疫与人》中,麦克尼尔指出,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人与寄生物始终处于动态平衡——“可被预期的不是稳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和突发的震荡”。寄生物跟其他生物一样,是生态链当中的一环,会层层影响到其他物种;但跟其他生物不同的是,寄生物还表现出跟它的小身量截然相反的巨大力量,即便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都无法对它视而不见。寄生物的生存必须依赖其他物种,所以其他物种(比如人类)数量增减会影响寄生物的生存,这点并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寄生物还会反过来调控其他物种的数量,不是猛兽捕食小动物那样的不知节制,寄生物似乎很懂得“放长线钓大鱼”,将人口控制在一个适宜的区间内。譬如,很多生活在非洲的寄生蠕虫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策略:它们既不引起宿主的免疫反应,也不致死。亦即是说,患者体内不会形成抗体,每一次感染,都要经历和第一次感染相似的病程。由是,每当人口增多,受感染的概率便会增加,疫病症状会妨害患者进食和生育,相对温和地削减了人口;而当人口减少,较低的人口密度自然会让寄生物不容易感染新宿主,疫病发病率降低,人口又慢慢回升。

    多少世代以来,人类和寄生物经历了长期的相互调适,或许并不是为了在战役中拼得你死我活,而是在寻找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但这,不能一劳永逸。环境的变化、人类的活动,包括观念和制度的改变,都可能冲击短暂适应的模式——就像哥伦布登上新大陆的一瞬,拉开了物种大交换的帷幕,人类的历史随之改写。

    须知,在瘟疫面前,我们既非全然无过的受害者,亦非智谋无双的主宰者。莫测的瘟疫,等待我们与环境握手言欢。